求义理者，莫惧孤独——北美求学现代中国史一月小感
四年前高中毕业时，出乎很多同学，亲友的意料之外，我选择了被认为冷门的历史学专业。在一所北京高校完成了四年学习后，我又做了一个留学生中不常见的选择：负笈北美，准备在英语学术圈完成中国史学的硕博学习。这次正好借着这篇感想的机会谈谈我一路走来的一点小感想吧。
大概同所有接受中国式完整基础教育的青年一样，我曾是一个迷茫，无知，几乎没有读过几本真正的人文社科书籍的青年，脑中有不少国家主义的幻想。但我一直感觉内心中有些不一样的东西：高中时，我就会特别较真地“细扣”政治，历史教科书上的细节，我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那个章节印象特别深，当别的同学安然地按照课本背诵时，我却觉得课本上的解释根本不能让我信服，我会为许多疑惑而上课走神。心中缠绕的各种疑惑，使我最终无法忍受那些不能让我信服的现成的课本里的解释，而主动走上求索知识的道路。高考结束后，大家都根据就业率，工资或者出国机会来考虑专业时。我却如同著名阿拉伯裔公共知识分子萨伊德对自己的界定一样，做了一个“格格不入”的青年。我特别坦然地告诉我的高中班主任和家长，我认为我不能迷茫的过一辈子，作为一个想为脚下的土地做些什么的青年，我的大学专业一定要能帮助我知道什么样的未来的道路是适合这边土地的，而且我凭直觉认为投身经济或者技术研究已然不能解决当下问题了。当时对真正的文科知识几乎一无所知的我，有些简单地认为能帮助我理解中国如何变成今日之中国的“历史学”应该是唯一的出路。现在想来这是一次幸运的误打误撞。
作为学术研究的大学历史教学，对我是个新概念。高考当年我是我省历史单科状元，不免在进入大学的时候有些骄傲。但没想到一上课就是当头一棒，罗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萨伊德，哈耶克，福柯，钱穆，吕思勉，余英时，这些在本科期间频繁接触到大名鼎鼎的人文学科本科生“基础必读书目”的作者，我一个都不知道，我深刻感受到了自己的无知。接触到高等教育中的人文学术后，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的大量相关书籍，许多之前极其困惑的政治文化概念终于在我心中有了自己的认识，大学相对于高中有更高的学术自由，这使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定空间。
在学习之余，我也一直想在社会实践中检验我对社会的理解，以及有没有可能真的在这个年代为这片土地做些什么，在这一领域，我起初却感受到了巨大的失落。中国，一个还没有完成现代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国家，本来应该是需要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乐意思考国家的未来，可是因为种种原因，人文社科在我国很受冷落，大众对这类问题的思考热情也不高。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却与其他国家一起步入了尼尔·波兹曼所批判的物质主义“娱乐至死”的年代，个体感官上的欢愉和物质的享受成为了大众追求的目标，对政治，社会，思想的热情在现代的中国大学生当中却不合时宜地急剧退化。在经历大学期间经历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参与支教培训，帮助上访教师等等，深刻感受到要在现实社会中做出一点进步，都是很困难的事。很多我认识的在智力上出众的青年，他们并不愿意投入时间到真正难啃的那些人文社科学术书上，甚至光明正大的承认自己投身政治就是要挣钱，更有甚者在台上高呼中国梦，下台就赤裸裸地嘲笑我这一类人是无用功，想这些有什么用啊，反正什么也改变不了。一句话，个人的未来是他们思考自己行为的几乎唯一准则，关于政治上的善恶对错，在个人利益面前，他们只有一句“Who Care”。另一方面，那些为数不多的，具备人文关怀的学生，被现实环境的困难所限，往往表示出绝望，退缩到书屋之间，不敢也不再过问和设想未来中国的模样。
在本科四年的学习后，我也清醒地认识到了，在这么样一个许多问题积重难返的土地上，要在短时间内见证什么框架性的改变是不可能的。贸然的行动不仅不能改变什么，或许还会导致为数不多真正“正能量”的丧失。这给我带来了新的迷茫，但我性格中执拗的部分使我终究不能成为一个纯粹待在书斋里的学者。我特别欣赏某位现代中国史学家对自己的总结，他说他自己在不利条件下坚持研究这么多年，始终还是在回答他们那一代人对现代中国历史上很多乱象的疑惑。在坚持学术客观精神之余，终究免不了希望通过尽可能追寻真实的过去，能使我们这片土地规避一些可能的未来的灾难和不幸，而走向一个真正有容忍，有幸福的国度。
或许在不能做出实质性直接改变的情况下，回到思想的启蒙这个所谓的“老套路”上，是个虽然缓慢但至少有用的路子。
怀着这样的观念，我内心一直有着一股努力提高自己的冲劲，因为我知道写出有影响力的人文社科著作可不是像某些最近被热捧的网络作家一样，没有阅读量只有嘴皮子就能搞定的。我在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进行扎实地学术训练。
说起来很可悲，在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很多领域，因为种种复杂原因，领先的都不是中国自己，而是海外英语学术圈。洋博士在国内大学更好找到中国相关研究的教职是个讽刺的事实，但无论如何目前也只能接受，在本科期间，我很快就树立了要到英语学术圈学习的志向，要学习到最先进的对中国历史进行研究的理论。很幸运的是，在申请季，我得到了北美亚洲研究强校多伦多大学的录取通知，开始了新的研究生学习生涯。
虽然研究生学习只开始了一个月，倒也有了不少感想。
一是感受到了不一般的课业压力，这边文科研究生上课时间很少，主要的学业任务压在阅读上。每周300到甚至500页的理论学术著作的阅读是家常便饭，每学期也往往有几十页的论文和读书报告的写作要求。大部分课程都是研讨会，需要学生真正去阅读和深刻理解这些书籍，并发表自己的意见。这边的中国史研究教学在课堂上偏重理论教学，所以对“东方学”，“后现代主义”，“庶民社会研究”，“新文化史”等等理论方面的东西接触特别多。相对于接受了很正规本科四年文科训练的北美同学来说，我的文科基础还是很薄弱，语言表达也欠佳。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挑战，相同的准备presentation和阅读文献的任务，都需要我付出更多的时间，于是挑灯夜读成为常态。
二是体验了完全不同的学习氛围。不得不说，政治学，哲学，宗教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基础学科在北美这边的学习氛围要比国内纯净一些。一是老师的教学收到的限制和干扰少（但绝不是说没有）。北美的人文学科硕士就业比较困难，博士一般要6-8年才能拿到，毕业一般就是做教授。这样苛刻的条件使得选择就读人文学科硕士的同学大部分都是想清楚了，奔着博士和从事科研去的。大部分的水平都很高，阅读量不少，即使不研究亚洲历史的，往往也能对东亚地区有些自己的理解，这使得在课堂和课下的交流收获都特别多，也很学术。这种比较纯净的学术氛围让我非常享受，真是有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友之感。
三是这段时间生活中的思考。我一直认为文科学习的有趣之处就是你能处处对生活中的现象进行思考。比如感受到多大相比国内比较优秀的自习环境后，我就会思考，是什么样的体制和观念会使得国内许多大学，大量的科研经费投入不能设计和建造出优秀的图书馆。当然还有很多别的更深的思考，这里限于篇幅，只能点到为止了。
但是，文科研究需要的长时间研读年限，无形中给许多有志研究的学生，当然也包括我，在经济和家庭生活上带来很大挑战。在这些困难当中，支持我走下去的，就是那份求索求知的快感，以及虽然明知渺茫却从未消失过的内心的那点理想。希望能更加理解中国如何变成今日之中国的，并且希望能由这种更好的理解而做出真正对中国的未来有益的事情。也正是由于我的这个出发点，我很难特别关注与现代中国社会关联不大的纯学术话题，我希望自己能在未来投入到对某一重大政治或者文化现象的研究中去，这一现象在其形成过程中应对整个现代中国人的思维和日常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对这一现象的解读能帮助读到我研究的人更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些光怪陆离的现象。
通过几年的学习，我很庆幸自己摆脱了迷茫，寻求到了合适的人生道路，并且过上了每日都在追求新知，而不是做机械重复工作的日子。我想我会继续同时关心象牙塔内外对中国研究的讨论，并且努力践行自己的座右铭“分清善恶，守卫道统，救助苦难”，希望能为减少现代中国人民已经厚重重重的苦难做出哪怕一点点推动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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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2015问吧奖学金参选选手：刘子贤
学校：University of Toronto
专业：History (Modern China)
大概同所有接受中国式完整基础教育的青年一样，我曾是一个迷茫，无知，几乎没有读过几本真正的人文社科书籍的青年，脑中有不少国家主义的幻想。但我一直感觉内心中有些不一样的东西：高中时，我就会特别较真地“细扣”政治，历史教科书上的细节，我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那个章节印象特别深，当别的同学安然地按照课本背诵时，我却觉得课本上的解释根本不能让我信服，我会为许多疑惑而上课走神。心中缠绕的各种疑惑，使我最终无法忍受那些不能让我信服的现成的课本里的解释，而主动走上求索知识的道路。高考结束后，大家都根据就业率，工资或者出国机会来考虑专业时。我却如同著名阿拉伯裔公共知识分子萨伊德对自己的界定一样，做了一个“格格不入”的青年。我特别坦然地告诉我的高中班主任和家长，我认为我不能迷茫的过一辈子，作为一个想为脚下的土地做些什么的青年，我的大学专业一定要能帮助我知道什么样的未来的道路是适合这边土地的，而且我凭直觉认为投身经济或者技术研究已然不能解决当下问题了。当时对真正的文科知识几乎一无所知的我，有些简单地认为能帮助我理解中国如何变成今日之中国的“历史学”应该是唯一的出路。现在想来这是一次幸运的误打误撞。
作为学术研究的大学历史教学，对我是个新概念。高考当年我是我省历史单科状元，不免在进入大学的时候有些骄傲。但没想到一上课就是当头一棒，罗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萨伊德，哈耶克，福柯，钱穆，吕思勉，余英时，这些在本科期间频繁接触到大名鼎鼎的人文学科本科生“基础必读书目”的作者，我一个都不知道，我深刻感受到了自己的无知。接触到高等教育中的人文学术后，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的大量相关书籍，许多之前极其困惑的政治文化概念终于在我心中有了自己的认识，大学相对于高中有更高的学术自由，这使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定空间。
在学习之余，我也一直想在社会实践中检验我对社会的理解，以及有没有可能真的在这个年代为这片土地做些什么，在这一领域，我起初却感受到了巨大的失落。中国，一个还没有完成现代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国家，本来应该是需要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乐意思考国家的未来，可是因为种种原因，人文社科在我国很受冷落，大众对这类问题的思考热情也不高。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却与其他国家一起步入了尼尔·波兹曼所批判的物质主义“娱乐至死”的年代，个体感官上的欢愉和物质的享受成为了大众追求的目标，对政治，社会，思想的热情在现代的中国大学生当中却不合时宜地急剧退化。在经历大学期间经历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参与支教培训，帮助上访教师等等，深刻感受到要在现实社会中做出一点进步，都是很困难的事。很多我认识的在智力上出众的青年，他们并不愿意投入时间到真正难啃的那些人文社科学术书上，甚至光明正大的承认自己投身政治就是要挣钱，更有甚者在台上高呼中国梦，下台就赤裸裸地嘲笑我这一类人是无用功，想这些有什么用啊，反正什么也改变不了。一句话，个人的未来是他们思考自己行为的几乎唯一准则，关于政治上的善恶对错，在个人利益面前，他们只有一句“Who Care”。另一方面，那些为数不多的，具备人文关怀的学生，被现实环境的困难所限，往往表示出绝望，退缩到书屋之间，不敢也不再过问和设想未来中国的模样。
在本科四年的学习后，我也清醒地认识到了，在这么样一个许多问题积重难返的土地上，要在短时间内见证什么框架性的改变是不可能的。贸然的行动不仅不能改变什么，或许还会导致为数不多真正“正能量”的丧失。这给我带来了新的迷茫，但我性格中执拗的部分使我终究不能成为一个纯粹待在书斋里的学者。我特别欣赏某位现代中国史学家对自己的总结，他说他自己在不利条件下坚持研究这么多年，始终还是在回答他们那一代人对现代中国历史上很多乱象的疑惑。在坚持学术客观精神之余，终究免不了希望通过尽可能追寻真实的过去，能使我们这片土地规避一些可能的未来的灾难和不幸，而走向一个真正有容忍，有幸福的国度。
或许在不能做出实质性直接改变的情况下，回到思想的启蒙这个所谓的“老套路”上，是个虽然缓慢但至少有用的路子。
怀着这样的观念，我内心一直有着一股努力提高自己的冲劲，因为我知道写出有影响力的人文社科著作可不是像某些最近被热捧的网络作家一样，没有阅读量只有嘴皮子就能搞定的。我在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进行扎实地学术训练。
说起来很可悲，在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很多领域，因为种种复杂原因，领先的都不是中国自己，而是海外英语学术圈。洋博士在国内大学更好找到中国相关研究的教职是个讽刺的事实，但无论如何目前也只能接受，在本科期间，我很快就树立了要到英语学术圈学习的志向，要学习到最先进的对中国历史进行研究的理论。很幸运的是，在申请季，我得到了北美亚洲研究强校多伦多大学的录取通知，开始了新的研究生学习生涯。
虽然研究生学习只开始了一个月，倒也有了不少感想。
一是感受到了不一般的课业压力，这边文科研究生上课时间很少，主要的学业任务压在阅读上。每周300到甚至500页的理论学术著作的阅读是家常便饭，每学期也往往有几十页的论文和读书报告的写作要求。大部分课程都是研讨会，需要学生真正去阅读和深刻理解这些书籍，并发表自己的意见。这边的中国史研究教学在课堂上偏重理论教学，所以对“东方学”，“后现代主义”，“庶民社会研究”，“新文化史”等等理论方面的东西接触特别多。相对于接受了很正规本科四年文科训练的北美同学来说，我的文科基础还是很薄弱，语言表达也欠佳。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挑战，相同的准备presentation和阅读文献的任务，都需要我付出更多的时间，于是挑灯夜读成为常态。
二是体验了完全不同的学习氛围。不得不说，政治学，哲学，宗教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基础学科在北美这边的学习氛围要比国内纯净一些。一是老师的教学收到的限制和干扰少（但绝不是说没有）。北美的人文学科硕士就业比较困难，博士一般要6-8年才能拿到，毕业一般就是做教授。这样苛刻的条件使得选择就读人文学科硕士的同学大部分都是想清楚了，奔着博士和从事科研去的。大部分的水平都很高，阅读量不少，即使不研究亚洲历史的，往往也能对东亚地区有些自己的理解，这使得在课堂和课下的交流收获都特别多，也很学术。这种比较纯净的学术氛围让我非常享受，真是有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友之感。
三是这段时间生活中的思考。我一直认为文科学习的有趣之处就是你能处处对生活中的现象进行思考。比如感受到多大相比国内比较优秀的自习环境后，我就会思考，是什么样的体制和观念会使得国内许多大学，大量的科研经费投入不能设计和建造出优秀的图书馆。当然还有很多别的更深的思考，这里限于篇幅，只能点到为止了。
但是，文科研究需要的长时间研读年限，无形中给许多有志研究的学生，当然也包括我，在经济和家庭生活上带来很大挑战。在这些困难当中，支持我走下去的，就是那份求索求知的快感，以及虽然明知渺茫却从未消失过的内心的那点理想。希望能更加理解中国如何变成今日之中国的，并且希望能由这种更好的理解而做出真正对中国的未来有益的事情。也正是由于我的这个出发点，我很难特别关注与现代中国社会关联不大的纯学术话题，我希望自己能在未来投入到对某一重大政治或者文化现象的研究中去，这一现象在其形成过程中应对整个现代中国人的思维和日常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对这一现象的解读能帮助读到我研究的人更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些光怪陆离的现象。
通过几年的学习，我很庆幸自己摆脱了迷茫，寻求到了合适的人生道路，并且过上了每日都在追求新知，而不是做机械重复工作的日子。我想我会继续同时关心象牙塔内外对中国研究的讨论，并且努力践行自己的座右铭“分清善恶，守卫道统，救助苦难”，希望能为减少现代中国人民已经厚重重重的苦难做出哪怕一点点推动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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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2015问吧奖学金参选选手：刘子贤
学校：University of Toronto
专业：History (Moder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