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级学霸告诉你：在投行工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
真正意义上的“华尔街”（Wall Street），并非纽约下城（downtown）那条全长不过0.48公里的“墙街”，真正的华尔街应该是曼哈顿中城（midtown）中央车站附近那些林立的高楼的金融城，它们就如同香港的中环，那更是实际上的“华尔街”。
自从3年前来到这个城市，曾任摩根大通（J. P. Morgan）分析师的Henry Jiang就从未离开这片街区。他熟悉这里的大多数餐厅、酒吧，楼与楼之间如何穿梭更快，甚至知道到哪间星巴克买咖啡等待时间会更短。
大多数工作日的时候，Jiang七点起床，边吃早餐，边浏览公司邮箱里发来的当日《华尔街日报》上的新闻，假如纳斯达克重挫，他或许可以寻求购买某些公司的合适机会。
他租住的公寓也在中城，离工作的地方步行只要20分钟。这里到处都是“早起的鸟”，大家都赶着参加清早的会议，如果中途有人突然停下或慢下来，很可能被后面埋头走路的人撞上。街道上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黑西装华尔街人，走在路上，随时都会听到充满数字的对话。
Jiang曾试图在结婚之后搬到和曼哈顿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如果花同样的租金，那里的房子空间更为开阔，但每天会为此多花半小时的通勤时间，最终他还是决定放弃了。公司里那些高阶的管理人员，则大多住在康涅狄格州。他们乘坐Metro North Train，可直达中城的中央车站。出车站后，3分钟就可到达办公室。虽然距离很远，但如此便利，倒像是公司和家两点之间的摆渡车。他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他未来的生活。
漫长的工作日开始之前，他多数情况下需要一大杯咖啡。他所工作的这栋高耸入云的建筑，金融危机之前属于贝尔斯登，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贝尔斯登的名字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摩根大通接管了大楼。如果你想一窥它真正的模样，可以看看《纸牌屋》上一季的海报。
Jiang算得上杜克大学里的高材生。上大学时，他学的是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研究。最初，他对自己的规划是成为一名律师，但后来觉得律师终究还是乙方，不得自主，为何不直接成为甲方，进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经过一系列申请和面试，他幸运地获得了摩根大通的暑期实习机会。那时整个华尔街从金融危机中渐渐喘息过来，一些工作机会开始重新浮出水面。2011年暑假，他从杜克大学所在的北卡罗来纳州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
接下来经历的，就是所有华尔街投资银行都有的为期十周的培训和实习。十周过后，他将从一无所知的学生，变成一个业务熟练的初级员工。
最初3周，Jiang在3个不同岗位进行了轮岗。在熟悉一些基本概念之后，他开始学习Series79—华尔街投行大都要求职员通过这项由美国金融业管理局颁发的从业资格测试；以及Series63—一项关于未来交易员的更专业的测试。每项测试通过后，Jiang都会兴奋不已，把它写到自己的Facebook上。
对华尔街初体验之后，他最终拿到了录用通知。10个月后，他得以重新回到了这座城市。准确地说，他又回到了曼哈顿中城。通常情况下，他每周工作80到100个小时—这意味着工作日的时候每天工作16个小时，周末则可能每天有10个小时要加班。这并不意味着，他全天候都在工作，比如可能一天无所事事，甚至只能靠自拍来打发时间，但等到高一级的职员下午六七点下班回家了，他可能丢给你一堆工作，你要全部完成才能回家。
作为毕业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初级分析师，主要的工作就是搜集、整理和分析一些财务数据。如果遇到几个上司同时分配工作，Jiang就不得不做到夜里两三点。那种感觉，就像是电脑在不同程序之间切换。“有时候并不是时间本身让人抓狂，而是你不能去控制这些时间，感觉生活不属于自己，”Jiang说，“在那些前email和前智能手机时代，下班之后老板就很难找到你，但现在有了黑莓，可以随时联络到你，工作就成了全天候的。”
即便没有黑莓，一些银行现在也会让员工在iPhone上安装一个叫作“Good”的应用程序，这些雇员如此就不需要同时带两部手机，但也意味着工作和生活更加分不开了。
在忙碌的午餐高峰，Jiang都会在45街和46街的餐厅里迅速做个决定，但更多的时候，就是在电脑前面解决。通常到了下午3点左右，他会给自己再选一杯提神的饮品。“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人就会变得很胖，你不可能总吃沙拉这些健康食物，吃高热量食物，才可以对抗高强度工作。”Jiang说，“外卖通常也很油腻，至于锻炼，根本不可能有时间。”
下午7点之后，员工可以在公司获得一顿免费晚餐—大家一般倾向于在6点40分左右点餐，7点时正好送到，到了这个时候，整个公司一层大堂里都是带着自行车头盔的送餐的人。免费晚餐意味着人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这里工作，这里还提供洗衣、照顾孩子等各类服务，精神不振的下午，会有各种免费的咖啡因和餐食，大多数投资银行的大楼内都有公司的健身房。工作和生活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这种尊重“过度工作”的文化中，人们将加班内化为正常现象。工作就像是一种新的宗教，工作伦理则像一种新的道德。每天工作15个小时不仅表明你的尽职，同时在加深这种尽职。随着时间推移，长时间工作的状态会不断证明这份工作“值得如此”。无日无夜待在办公室，则成了加入这个“华尔街俱乐部”的守则，以及整套系统运转的必要法则。
对Jiang来讲，最长的工作记录是一周超过130个小时。整整一周，难分日夜，他基本每天早晨8点进到办公室，凌晨6点离开，回家冲个澡，再回到这幢大楼内。
这种事情发生，往往是因为需要为一项购买决策提供可行性报告。简单来说，如果一个银行需要说服自己的客户购买一间公司，自然需要提供充分的数据支持，很多数据来自FactSet、Bloomberg、S&PCapital IQ等一些订阅服务，所有这些最终要呈现为一个pitch book。这个时间通常需要在30到60天之内。它意味着，提交报告前，工作时间可能无限加长。分析师之上的Associate、副总裁、董事总经理都可以随时对pitch book提出意见，比如董事总经理可能在凌晨3点的时候写邮件来，希望75页上的图是柱状图而不是饼状图。
“有一天我从公司回家，一上出租车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公司，中间发生了什么，我完全不记得。”Jiang感觉，这种生活很难真正停下来，“每个人都担心会失去工作。”
整个华尔街奉行的是一种典型的“升职或离开”（Up or out）的文化和组织结构。金融危机之后，因为成本考虑，大银行中往往更高职位的人被率先辞退。同时出于安全考虑，大部分金融机构都封掉了Facebook、Twitter和Gmail，如果不用个人手机，员工就无法与外界联络。他和女朋友毕业后就住在一起，“否则根本不可能有时间见面。”
每到周五傍晚，中央车站旁著名的Beer Bar就会异常欢腾喧闹，数百人挤在那里，路过时会感觉像是一大群“工蜂”集体“劳作”发出巨大的嗡嗡之声，虽然很多人喝掉这杯之后，还要赶回办公室工作。因为来的人太多，入口过道常常湿滑，经过时要非常小心。
Jiang则会在周末抽出一个晚上，和朋友喝酒到凌晨四五点，彻底清空自己。像他这样的年轻分析师，实习时有的人刚刚达到法定饮酒年龄—21岁。“大家的状态都差不多，所以很能相互理解”。这些“清空”的项目还包括吸水烟，以及喝百威的淡啤酒。如果第二天有人说自己“食物中毒”无法来工作，那基本相当于是宿醉的暗号。
“1980年代以来，人们就一直这样努力工作，这一点基本没有改变。”Jiang说。在他看来，努力是存在于华尔街数十年来不成文的准则。Jiang是个非常容易沟通的人，他长着一张非常有亲和力的娃娃脸，但在谈及工作的时候，他也会流露出非常专业和强硬的一面。和20年前的华尔街相比，像Jiang这样的年轻人的确承受着更大的压力。1992年，毕业生每周平均工作58个小时，而2012年毕业的学生则为72个小时。就生活规划来说，上一代人有78%打算要小孩，现在这个数字只有42%。
这是个结果至上的环境。只要将手头的事情完成，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但这其中充满矛盾，它只会倾向于让你做多而非做少。
日子久了，Jiang也渐渐摸索到一些技巧，如此，才能克服长时间工作带来的身体和精神消耗。比如，一些工作可以外包给印度人完成，这也是近几年间投行业兴起的趋势，而且越来越流行。他通常会选择在上午给上司提交报告，让他有更充分的时间查看，否则如果下午提交傍晚才得到回复，就要额外加班。
“你需要把事情推回去，”另一个在花旗工作的女孩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多做一点事情，可以多学东西，并不计较得失。但在银行里你不能如此，你必须知道哪些是你能做到的，哪些需要推给别人。”
毫无疑问，进入这幢建筑的每个人压力都很大。办公室里，大家无论穿衣还是行事，也有些微妙的法则。女性通常都会穿黑色套装，如果穿红色，那一般是职位很高的人，虽然这个群体里的女性并不多。当然她们在茶水间的那些谈话会远离工作，而是大多关于明星八卦、哪里的发型师更好以及最新的时尚趋势。
根据《纽约》杂志商业记者Kevin Roose在Young Money一书中的描述，为了能够专注而且长时间地工作，摩根大通收购和并购部门的一些分析师会服用一些药品，比如安非他命（Adderall）和莫达芬尼（Modafinil）。后者在华尔街正变得越来越流行，莫达芬尼并不会使多巴胺增加，所以一些科学家认为使用它不会形成依赖—尽管在这一点上也存在分歧。
纽约漫长的冬日里，这些年轻的分析师比一般人要更长时间待在封闭的空间内，可能很久见不到日光。体检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被诊断为“维生素D缺乏”。这和Jiang曾经生活的环境显然不同。他在美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的吉尔伯特长大，那里阳光充沛。他的父母依然生活在那里。
对健康的牺牲，就像是这场高风险游戏必然付出的赌注，而这无异是一场炼狱。无论如何，第一年和第二年在投行的经历，对那些向往商务舱、牛排大餐、夜间城乡间车接车送的年轻人，就像是召唤他们的灯塔。
“当你进入重要岗位（Front Office）的时候，你考虑的可能是如何挣到更多的钱，而非失去什么。”Roose说。这并不是秘密。靠长时间的工作来获取高薪，这是吸引他们来华尔街的重要原因。
第一年过去了，Jiang拿到的薪水大概是7万美元加相同数量的分红。但在进入摩根大通工作6个月之后，Jiang已经开始去面试一些新的机会。在投资银行中，这样的面试会在春天特别活跃—每年1月和2月都是奖金决定和发放的时间。
所以往往到了每年3月的第一周或第二周，投行内就会出现很多“预约牙科医生”或是“家里有急事”的说法，一些一年级分析师借此去面试新的工作。如果能够进入私募基金或对冲基金，对他们往往预示着美好的职业前景，比在投行的收入高很多，年薪达到20万美元很常见。
Jiang也顺利拿到了一间不错的私募基金的offer，头衔升至associates，这意味着很多的出差和责任，但有着更好的待遇，每天的工作时间也无需那么长。Jiang说自己喜欢下厨，这样一来，周末的时间他终于有可能用Slow Cooker为女友试验一下新菜。
因为家庭本来很富裕，后来选择结束了两年华尔街分析师生涯的时候，Jiang感慨，“虽然收获了很多的经验和朋友，但这真是漫长而又短暂的两年。
来源：滴答网
自从3年前来到这个城市，曾任摩根大通（J. P. Morgan）分析师的Henry Jiang就从未离开这片街区。他熟悉这里的大多数餐厅、酒吧，楼与楼之间如何穿梭更快，甚至知道到哪间星巴克买咖啡等待时间会更短。
大多数工作日的时候，Jiang七点起床，边吃早餐，边浏览公司邮箱里发来的当日《华尔街日报》上的新闻，假如纳斯达克重挫，他或许可以寻求购买某些公司的合适机会。
他租住的公寓也在中城，离工作的地方步行只要20分钟。这里到处都是“早起的鸟”，大家都赶着参加清早的会议，如果中途有人突然停下或慢下来，很可能被后面埋头走路的人撞上。街道上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黑西装华尔街人，走在路上，随时都会听到充满数字的对话。
Jiang曾试图在结婚之后搬到和曼哈顿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如果花同样的租金，那里的房子空间更为开阔，但每天会为此多花半小时的通勤时间，最终他还是决定放弃了。公司里那些高阶的管理人员，则大多住在康涅狄格州。他们乘坐Metro North Train，可直达中城的中央车站。出车站后，3分钟就可到达办公室。虽然距离很远，但如此便利，倒像是公司和家两点之间的摆渡车。他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他未来的生活。
漫长的工作日开始之前，他多数情况下需要一大杯咖啡。他所工作的这栋高耸入云的建筑，金融危机之前属于贝尔斯登，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贝尔斯登的名字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摩根大通接管了大楼。如果你想一窥它真正的模样，可以看看《纸牌屋》上一季的海报。
Jiang算得上杜克大学里的高材生。上大学时，他学的是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研究。最初，他对自己的规划是成为一名律师，但后来觉得律师终究还是乙方，不得自主，为何不直接成为甲方，进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经过一系列申请和面试，他幸运地获得了摩根大通的暑期实习机会。那时整个华尔街从金融危机中渐渐喘息过来，一些工作机会开始重新浮出水面。2011年暑假，他从杜克大学所在的北卡罗来纳州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
接下来经历的，就是所有华尔街投资银行都有的为期十周的培训和实习。十周过后，他将从一无所知的学生，变成一个业务熟练的初级员工。
最初3周，Jiang在3个不同岗位进行了轮岗。在熟悉一些基本概念之后，他开始学习Series79—华尔街投行大都要求职员通过这项由美国金融业管理局颁发的从业资格测试；以及Series63—一项关于未来交易员的更专业的测试。每项测试通过后，Jiang都会兴奋不已，把它写到自己的Facebook上。
对华尔街初体验之后，他最终拿到了录用通知。10个月后，他得以重新回到了这座城市。准确地说，他又回到了曼哈顿中城。通常情况下，他每周工作80到100个小时—这意味着工作日的时候每天工作16个小时，周末则可能每天有10个小时要加班。这并不意味着，他全天候都在工作，比如可能一天无所事事，甚至只能靠自拍来打发时间，但等到高一级的职员下午六七点下班回家了，他可能丢给你一堆工作，你要全部完成才能回家。
作为毕业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初级分析师，主要的工作就是搜集、整理和分析一些财务数据。如果遇到几个上司同时分配工作，Jiang就不得不做到夜里两三点。那种感觉，就像是电脑在不同程序之间切换。“有时候并不是时间本身让人抓狂，而是你不能去控制这些时间，感觉生活不属于自己，”Jiang说，“在那些前email和前智能手机时代，下班之后老板就很难找到你，但现在有了黑莓，可以随时联络到你，工作就成了全天候的。”
即便没有黑莓，一些银行现在也会让员工在iPhone上安装一个叫作“Good”的应用程序，这些雇员如此就不需要同时带两部手机，但也意味着工作和生活更加分不开了。
在忙碌的午餐高峰，Jiang都会在45街和46街的餐厅里迅速做个决定，但更多的时候，就是在电脑前面解决。通常到了下午3点左右，他会给自己再选一杯提神的饮品。“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人就会变得很胖，你不可能总吃沙拉这些健康食物，吃高热量食物，才可以对抗高强度工作。”Jiang说，“外卖通常也很油腻，至于锻炼，根本不可能有时间。”
下午7点之后，员工可以在公司获得一顿免费晚餐—大家一般倾向于在6点40分左右点餐，7点时正好送到，到了这个时候，整个公司一层大堂里都是带着自行车头盔的送餐的人。免费晚餐意味着人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这里工作，这里还提供洗衣、照顾孩子等各类服务，精神不振的下午，会有各种免费的咖啡因和餐食，大多数投资银行的大楼内都有公司的健身房。工作和生活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这种尊重“过度工作”的文化中，人们将加班内化为正常现象。工作就像是一种新的宗教，工作伦理则像一种新的道德。每天工作15个小时不仅表明你的尽职，同时在加深这种尽职。随着时间推移，长时间工作的状态会不断证明这份工作“值得如此”。无日无夜待在办公室，则成了加入这个“华尔街俱乐部”的守则，以及整套系统运转的必要法则。
对Jiang来讲，最长的工作记录是一周超过130个小时。整整一周，难分日夜，他基本每天早晨8点进到办公室，凌晨6点离开，回家冲个澡，再回到这幢大楼内。
这种事情发生，往往是因为需要为一项购买决策提供可行性报告。简单来说，如果一个银行需要说服自己的客户购买一间公司，自然需要提供充分的数据支持，很多数据来自FactSet、Bloomberg、S&PCapital IQ等一些订阅服务，所有这些最终要呈现为一个pitch book。这个时间通常需要在30到60天之内。它意味着，提交报告前，工作时间可能无限加长。分析师之上的Associate、副总裁、董事总经理都可以随时对pitch book提出意见，比如董事总经理可能在凌晨3点的时候写邮件来，希望75页上的图是柱状图而不是饼状图。
“有一天我从公司回家，一上出租车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公司，中间发生了什么，我完全不记得。”Jiang感觉，这种生活很难真正停下来，“每个人都担心会失去工作。”
整个华尔街奉行的是一种典型的“升职或离开”（Up or out）的文化和组织结构。金融危机之后，因为成本考虑，大银行中往往更高职位的人被率先辞退。同时出于安全考虑，大部分金融机构都封掉了Facebook、Twitter和Gmail，如果不用个人手机，员工就无法与外界联络。他和女朋友毕业后就住在一起，“否则根本不可能有时间见面。”
每到周五傍晚，中央车站旁著名的Beer Bar就会异常欢腾喧闹，数百人挤在那里，路过时会感觉像是一大群“工蜂”集体“劳作”发出巨大的嗡嗡之声，虽然很多人喝掉这杯之后，还要赶回办公室工作。因为来的人太多，入口过道常常湿滑，经过时要非常小心。
Jiang则会在周末抽出一个晚上，和朋友喝酒到凌晨四五点，彻底清空自己。像他这样的年轻分析师，实习时有的人刚刚达到法定饮酒年龄—21岁。“大家的状态都差不多，所以很能相互理解”。这些“清空”的项目还包括吸水烟，以及喝百威的淡啤酒。如果第二天有人说自己“食物中毒”无法来工作，那基本相当于是宿醉的暗号。
“1980年代以来，人们就一直这样努力工作，这一点基本没有改变。”Jiang说。在他看来，努力是存在于华尔街数十年来不成文的准则。Jiang是个非常容易沟通的人，他长着一张非常有亲和力的娃娃脸，但在谈及工作的时候，他也会流露出非常专业和强硬的一面。和20年前的华尔街相比，像Jiang这样的年轻人的确承受着更大的压力。1992年，毕业生每周平均工作58个小时，而2012年毕业的学生则为72个小时。就生活规划来说，上一代人有78%打算要小孩，现在这个数字只有42%。
这是个结果至上的环境。只要将手头的事情完成，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但这其中充满矛盾，它只会倾向于让你做多而非做少。
日子久了，Jiang也渐渐摸索到一些技巧，如此，才能克服长时间工作带来的身体和精神消耗。比如，一些工作可以外包给印度人完成，这也是近几年间投行业兴起的趋势，而且越来越流行。他通常会选择在上午给上司提交报告，让他有更充分的时间查看，否则如果下午提交傍晚才得到回复，就要额外加班。
“你需要把事情推回去，”另一个在花旗工作的女孩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多做一点事情，可以多学东西，并不计较得失。但在银行里你不能如此，你必须知道哪些是你能做到的，哪些需要推给别人。”
毫无疑问，进入这幢建筑的每个人压力都很大。办公室里，大家无论穿衣还是行事，也有些微妙的法则。女性通常都会穿黑色套装，如果穿红色，那一般是职位很高的人，虽然这个群体里的女性并不多。当然她们在茶水间的那些谈话会远离工作，而是大多关于明星八卦、哪里的发型师更好以及最新的时尚趋势。
根据《纽约》杂志商业记者Kevin Roose在Young Money一书中的描述，为了能够专注而且长时间地工作，摩根大通收购和并购部门的一些分析师会服用一些药品，比如安非他命（Adderall）和莫达芬尼（Modafinil）。后者在华尔街正变得越来越流行，莫达芬尼并不会使多巴胺增加，所以一些科学家认为使用它不会形成依赖—尽管在这一点上也存在分歧。
纽约漫长的冬日里，这些年轻的分析师比一般人要更长时间待在封闭的空间内，可能很久见不到日光。体检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被诊断为“维生素D缺乏”。这和Jiang曾经生活的环境显然不同。他在美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的吉尔伯特长大，那里阳光充沛。他的父母依然生活在那里。
对健康的牺牲，就像是这场高风险游戏必然付出的赌注，而这无异是一场炼狱。无论如何，第一年和第二年在投行的经历，对那些向往商务舱、牛排大餐、夜间城乡间车接车送的年轻人，就像是召唤他们的灯塔。
“当你进入重要岗位（Front Office）的时候，你考虑的可能是如何挣到更多的钱，而非失去什么。”Roose说。这并不是秘密。靠长时间的工作来获取高薪，这是吸引他们来华尔街的重要原因。
第一年过去了，Jiang拿到的薪水大概是7万美元加相同数量的分红。但在进入摩根大通工作6个月之后，Jiang已经开始去面试一些新的机会。在投资银行中，这样的面试会在春天特别活跃—每年1月和2月都是奖金决定和发放的时间。
所以往往到了每年3月的第一周或第二周，投行内就会出现很多“预约牙科医生”或是“家里有急事”的说法，一些一年级分析师借此去面试新的工作。如果能够进入私募基金或对冲基金，对他们往往预示着美好的职业前景，比在投行的收入高很多，年薪达到20万美元很常见。
Jiang也顺利拿到了一间不错的私募基金的offer，头衔升至associates，这意味着很多的出差和责任，但有着更好的待遇，每天的工作时间也无需那么长。Jiang说自己喜欢下厨，这样一来，周末的时间他终于有可能用Slow Cooker为女友试验一下新菜。
因为家庭本来很富裕，后来选择结束了两年华尔街分析师生涯的时候，Jiang感慨，“虽然收获了很多的经验和朋友，但这真是漫长而又短暂的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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