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海女人和东北男人怎么一起过年！
在城市里，成功的标准是一个人通过不断奋斗，最终实现自我价值;而回到家乡，成功的标准则突然变成了结婚的早晚、生育的多少、甚至是生男生女上。
春节期间，有一则题为“上海女孩跟男友回农村过年，见到第一顿饭后想分手”的新闻很火。这类网友“喜闻乐见”的八卦，迅速挑起地域骂战与群体攻击，也让春节里赋闲的网民们，酣畅地秀了把婚姻观和家庭观。
对于出生自不同文化地域的情侣，“过年”这件事或许真是个一年一度的坎儿，不同的饮食、文化、习俗、社交圈，会在短短的几日内上演一场原子对撞，一不留神双方之间就生出失控黑洞。
今年，是我和先生婚后的第一个春节。由于我们现已常驻上海，对于“回东北过年”我们早就心照不宣，但这场原子对撞将带给我们怎样的火花，我们都好奇又忐忑。
“小年”与“小年夜”
和先生到达他老家的时候，刚好遇上北方的“小年”——事实上“过小年”的习惯，也是我去了北京后才学会的。
在上海，人们没有“小年”这一说。大家只是叫“除夕”为“大年夜”，而除夕的前一天则就相对成“小年夜”了。在我记忆中，上海的小年夜没什么特别讲究。父亲一般会带我和母亲去大型超市进行年度大采购，备上一整个春节食材，也顺带捎上一些拜年手礼。
在北方，“小年”则是腊月廿三。自小年开始。每家每户都进入了全心全意准备过年的节奏，它是整个“北方年”里正正经经的序章。
小年当天早上，婆婆天没亮就起床开始忙活。从她口中得知，本地人都是不屑菜场卖的饺子皮的，觉得机器压的皮子太干、吃口不粘。
从和面、揉面到擀皮，婆婆对这些都要亲力亲为——这让我感觉相比在家包馄饨时父亲总爱琢磨馅料，这外边面皮才是北方饺子的魂。
在先生老家，吃饺子沾的不是醋，而是蒜汁儿。它由鲜酱油与蒜末调成，先生喜爱在里边放些干辣椒，一口沾一个下肚，完全不用碗盆接着。
这味道怎么说呢，挺咸也挺鲜，但我矫情的南方胃，还是驱使我默默倒了碗陈醋，还加了勺糖。
吃完饺子后，我和先生陪着婆婆逛街采购。年关将至，这里各路卖东西的商贩便悉数把货物推到镇上的主干道来摆卖。在这和谐、有爱的氛围里，当然没有什么扫兴的城管。
干果、海鲜、鸡鸭、蔬菜、玩具、保健品、对联、鞭炮、猪头……凡过年需要的食材和物品，我们走半条街便能采购完全。
沿途最“魔性”的，就属满大街黑乎乎的冻梨和各类冻成冰棍状在室外晒太阳的鱼虾了。它们让我想起那个有名的东北笑话：一哥们去东北出差，在饭馆要啤酒，得知冷藏啤酒零下1°，换了常温，结果零下15°。
东北女人和上海男人
若说位列中国男权思想最重的，东北应该脱不了三甲，而在上海正恰恰相反。
在东北，男人的分工是主掌家中挣钱大计，回到家则是甩手掌柜，几乎不用操心任何家事;而东北女人，则是毫无怨言地操持着家里各种细节，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做好贤妻良母。
这是我对“东北年”和“上海年”感受到的最大差异：在东北过年，厨房里忙碌的都是家里的女人们，男人们则在里屋吹水、打牌;而在上海，永远是男人们在厨房里钻进钻出，女主人们则都以丈夫的厨艺和勤奋为荣。
这次年夜饭我们是在先生奶奶家吃的。奶奶家一共有三个儿子，三位媳妇到了后，外套一脱便上了灶台——大媳妇(也是我婆婆)炒菜，二媳妇包饺子、生柴火，三媳妇切菜、打下手。
婆婆和婶婶们都疼惜我是新媳妇又是小辈，坚持不让帮忙。我猜自己一定是当晚整个镇上最清闲的媳妇了。
东北的年夜饭很丰盛，整桌都是需要费些功夫准备的硬菜。吃完菜上的饺子里还塞有硬币，吃到的则寓意来财源广进。
值得一提的是，东北还有“送年”这一习俗。在年初二晚上，一家人又重聚一起“送年”，相同规格的菜肴，吃前也同样需要放鞭炮、敬神灵，差别只是“送年”的饺子里就没有钱币了。
看着东北家里女人们在灶台忙碌的身影，有时会觉得两地分别由男权主导以及女权主导的家庭运行惯例，或许是上海姑娘与东北小伙结合的一个隐患。“东北男人会不会打老婆啊?”“上海媳妇是不是很作、很强势?”在让亲友过份担忧的这一面上，我与先生简直势均力敌。
徘徊的年轻人
如果说东北经济衰退和人才外流在研究报告里是一组数字，那在春节的白山小镇，大规模年轻人的来去则绘制了一幅现实配图。
“过年了能看到年轻人真好啊!平时别说二三十岁的，连我这样三四十岁的中年人都没有。”镇上一间水果店的老板娘对我说。
跟着先生参加当地朋友的聚会，大部分我们的同龄人都在外地求学工作，近的在省会，远的在北京、上海、重庆、江苏……
“有谁还愿意来这里”，先生的一位高中同学在聚会上感慨到。
而令年轻人们更纠结的，则是乡愿和传统对异地奋斗的精神拉锯。
在春节里，年轻人意气风发地回家，仿佛还保留着前一个城市的惯性，未来得及褪下一身铠甲。然而征途尚未走远，城池已然失守，在饭桌上，他们依旧会被不同长辈催促着找对象、结婚、生娃。
处在那样时刻，会想不自觉替这些年轻人鸣不平。在大城市的残酷竞争，他们很难从父辈那里得到资源和支持，回到家，却依然要背负着父辈顽冥的期待与压力。
在城市里，成功的标准是一个人通过不断奋斗，最终实现自我价值;而回到家乡，成功的标准则突然变成了结婚的早晚、生育的多少、甚至是生男生女上。这不免令人想起奥尼尔的《天边外》，或走或留，都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的痛苦。
今日晚上我也将回到上海，开始后半段“春节”，但对上海的“年”，我也同样爱恨交织。
上海没有那么多的传统，不需要在开饭前祭拜天地神灵;今年外环之内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马路上没那么吵、不会到处是红纸屑;上海的社交文化有礼而疏离，不会有那么多饭局，也不会在饭局上心生尴尬……但同样，上海的年味儿我早已说不出一二了。
自毕业后去了广东，春节就是父母飞来，一起在温暖的南方度假;后来去了北京，春节就是和他们找个目的地，一起接头玩几天。今年也一样，母亲已经订好和老友们南飞的行程，父亲也还有工作不能和我们团聚——对我的父母而言，春节早就不过是一年中的两个长假之一。
再回头来看“过年”这件事，它是所有一地社会文化的浓缩，或许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很难既亲密又自由，既团圆又潇洒吧。
（来源：加国无忧）
春节期间，有一则题为“上海女孩跟男友回农村过年，见到第一顿饭后想分手”的新闻很火。这类网友“喜闻乐见”的八卦，迅速挑起地域骂战与群体攻击，也让春节里赋闲的网民们，酣畅地秀了把婚姻观和家庭观。
对于出生自不同文化地域的情侣，“过年”这件事或许真是个一年一度的坎儿，不同的饮食、文化、习俗、社交圈，会在短短的几日内上演一场原子对撞，一不留神双方之间就生出失控黑洞。
今年，是我和先生婚后的第一个春节。由于我们现已常驻上海，对于“回东北过年”我们早就心照不宣，但这场原子对撞将带给我们怎样的火花，我们都好奇又忐忑。
“小年”与“小年夜”
和先生到达他老家的时候，刚好遇上北方的“小年”——事实上“过小年”的习惯，也是我去了北京后才学会的。
在上海，人们没有“小年”这一说。大家只是叫“除夕”为“大年夜”，而除夕的前一天则就相对成“小年夜”了。在我记忆中，上海的小年夜没什么特别讲究。父亲一般会带我和母亲去大型超市进行年度大采购，备上一整个春节食材，也顺带捎上一些拜年手礼。
在北方，“小年”则是腊月廿三。自小年开始。每家每户都进入了全心全意准备过年的节奏，它是整个“北方年”里正正经经的序章。
小年当天早上，婆婆天没亮就起床开始忙活。从她口中得知，本地人都是不屑菜场卖的饺子皮的，觉得机器压的皮子太干、吃口不粘。
从和面、揉面到擀皮，婆婆对这些都要亲力亲为——这让我感觉相比在家包馄饨时父亲总爱琢磨馅料，这外边面皮才是北方饺子的魂。
在先生老家，吃饺子沾的不是醋，而是蒜汁儿。它由鲜酱油与蒜末调成，先生喜爱在里边放些干辣椒，一口沾一个下肚，完全不用碗盆接着。
这味道怎么说呢，挺咸也挺鲜，但我矫情的南方胃，还是驱使我默默倒了碗陈醋，还加了勺糖。
吃完饺子后，我和先生陪着婆婆逛街采购。年关将至，这里各路卖东西的商贩便悉数把货物推到镇上的主干道来摆卖。在这和谐、有爱的氛围里，当然没有什么扫兴的城管。
干果、海鲜、鸡鸭、蔬菜、玩具、保健品、对联、鞭炮、猪头……凡过年需要的食材和物品，我们走半条街便能采购完全。
沿途最“魔性”的，就属满大街黑乎乎的冻梨和各类冻成冰棍状在室外晒太阳的鱼虾了。它们让我想起那个有名的东北笑话：一哥们去东北出差，在饭馆要啤酒，得知冷藏啤酒零下1°，换了常温，结果零下15°。
东北女人和上海男人
若说位列中国男权思想最重的，东北应该脱不了三甲，而在上海正恰恰相反。
在东北，男人的分工是主掌家中挣钱大计，回到家则是甩手掌柜，几乎不用操心任何家事;而东北女人，则是毫无怨言地操持着家里各种细节，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做好贤妻良母。
这是我对“东北年”和“上海年”感受到的最大差异：在东北过年，厨房里忙碌的都是家里的女人们，男人们则在里屋吹水、打牌;而在上海，永远是男人们在厨房里钻进钻出，女主人们则都以丈夫的厨艺和勤奋为荣。
这次年夜饭我们是在先生奶奶家吃的。奶奶家一共有三个儿子，三位媳妇到了后，外套一脱便上了灶台——大媳妇(也是我婆婆)炒菜，二媳妇包饺子、生柴火，三媳妇切菜、打下手。
婆婆和婶婶们都疼惜我是新媳妇又是小辈，坚持不让帮忙。我猜自己一定是当晚整个镇上最清闲的媳妇了。
东北的年夜饭很丰盛，整桌都是需要费些功夫准备的硬菜。吃完菜上的饺子里还塞有硬币，吃到的则寓意来财源广进。
值得一提的是，东北还有“送年”这一习俗。在年初二晚上，一家人又重聚一起“送年”，相同规格的菜肴，吃前也同样需要放鞭炮、敬神灵，差别只是“送年”的饺子里就没有钱币了。
看着东北家里女人们在灶台忙碌的身影，有时会觉得两地分别由男权主导以及女权主导的家庭运行惯例，或许是上海姑娘与东北小伙结合的一个隐患。“东北男人会不会打老婆啊?”“上海媳妇是不是很作、很强势?”在让亲友过份担忧的这一面上，我与先生简直势均力敌。
徘徊的年轻人
如果说东北经济衰退和人才外流在研究报告里是一组数字，那在春节的白山小镇，大规模年轻人的来去则绘制了一幅现实配图。
“过年了能看到年轻人真好啊!平时别说二三十岁的，连我这样三四十岁的中年人都没有。”镇上一间水果店的老板娘对我说。
跟着先生参加当地朋友的聚会，大部分我们的同龄人都在外地求学工作，近的在省会，远的在北京、上海、重庆、江苏……
“有谁还愿意来这里”，先生的一位高中同学在聚会上感慨到。
而令年轻人们更纠结的，则是乡愿和传统对异地奋斗的精神拉锯。
在春节里，年轻人意气风发地回家，仿佛还保留着前一个城市的惯性，未来得及褪下一身铠甲。然而征途尚未走远，城池已然失守，在饭桌上，他们依旧会被不同长辈催促着找对象、结婚、生娃。
处在那样时刻，会想不自觉替这些年轻人鸣不平。在大城市的残酷竞争，他们很难从父辈那里得到资源和支持，回到家，却依然要背负着父辈顽冥的期待与压力。
在城市里，成功的标准是一个人通过不断奋斗，最终实现自我价值;而回到家乡，成功的标准则突然变成了结婚的早晚、生育的多少、甚至是生男生女上。这不免令人想起奥尼尔的《天边外》，或走或留，都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的痛苦。
今日晚上我也将回到上海，开始后半段“春节”，但对上海的“年”，我也同样爱恨交织。
上海没有那么多的传统，不需要在开饭前祭拜天地神灵;今年外环之内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马路上没那么吵、不会到处是红纸屑;上海的社交文化有礼而疏离，不会有那么多饭局，也不会在饭局上心生尴尬……但同样，上海的年味儿我早已说不出一二了。
自毕业后去了广东，春节就是父母飞来，一起在温暖的南方度假;后来去了北京，春节就是和他们找个目的地，一起接头玩几天。今年也一样，母亲已经订好和老友们南飞的行程，父亲也还有工作不能和我们团聚——对我的父母而言，春节早就不过是一年中的两个长假之一。
再回头来看“过年”这件事，它是所有一地社会文化的浓缩，或许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很难既亲密又自由，既团圆又潇洒吧。
（来源：加国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