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叛军政变未遂 多亏了Facetime击败WhatsApp？
编者注：本文作者Emre Kizilkaya是土耳其最大的报纸《自由报》的国际版主编。他用社交媒体直播了自己见证过的那场未遂政变。以下就是他对当晚的回顾。
7月15日晚上，我不得不取消我的外出计划，因为我得狂奔上楼，躲避那些突袭我办公室的叛变士兵。
两名队长和10个士兵，他们都是政变的一分子，他们将军用直升机降落在了《自由报》的停车场。《自由报》是土耳其发行量最大的独立报社，我是这里的的数字内容协调员。他们的装备包括G3突击步枪和手榴弹，并迅速制服了保安，在午夜过后进入了大楼。
“不用犹豫，看到就开枪，”队长这样跟士兵们说，并把他们派遣到上面的楼层，围捕我的同事们。其他士兵清空了一楼，然后上到二楼，这一层有我们的数字业务部门所在地。我并没有立即投降，相反，我决定先上到五楼，那个时候五楼没人，而且非常昏暗。那里绝对是个藏身的宝地，而且我还可以直播，让世界都目睹发生在这里的一举一动。
幸运的是，我知道如何从《自由报》的Facebook账户上直播视频，这个账户已经收获了260万个赞。几个小时内，我直播了三个视频，点击次数超过50万。这些视频呈现了士兵们是如何虐待我们的记者，还有他们在枪口下如何驱赶人群。
这是一个超现实的夜晚，一群叛变士兵用F-16战机轰炸土耳其的议会大楼。他们坐在军用直升机上，用机枪扫射博斯普鲁斯大桥上亲民主的平民百姓。
我一直保持镇定，因为社交媒体让我和外部世界保持顺畅沟通。“对于糟糕的照片质量，我感到很抱歉，但是当你处于政变反抗的时候，大家都被抓起来了，这样真的很难拍好照片。”我发了这样的推文，然后和一位士兵讲话，我说“放下枪，回家去吧”，因为他这是在违反宪法。而对方只是笑了笑。
由于这个士兵显得无动于衷，我的胆子也开始大了起来，我开始在这个大楼的四周到处走走，而不是逃离。然后我又从垃圾门溜进了大楼，大楼外面的警察已经告诉我里面有人质，正在等待增兵救援，并且很快特警部队就会和叛变士兵开火。
我在垃圾堆旁边蹑手蹑脚地走着，检查餐厅里有没有被拘留的人质。从新西兰到巴西，世界各地的人都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说他们在为我祈祷。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回应都是积极的，当我直播我最后一次离开《自由报》大楼时，一个推特用户警告我说，“不要炒作自己。”而另一位来自美国的特朗普支持者询问如何才能把我的确切位置告知士兵。
成千上万的人都看到了特警部队询问我是否是其中的士兵，他们当时正在慢慢靠近大楼，然后展开行动。直到看到了我的记者证，他们才放了我。
同时，我们的数字内容记者持续通过远程连接服务器来刷新网站内容，为读者提供即时新闻。在这次反民主的政变中，我们的记者也表明了非常清晰有力的立场。在11名士兵投降之后，我们没有睡觉，继续在凌晨5点半投入工作。然而，特警部队队长的腹股沟随后被击中，我们还能持续闻到大楼里催泪弹的气味。
政变的失败要归功于一直持续的街头抗议活动。人们得以上街抗议也要归功于有独立编辑队伍的报社，比如我们的网站，还有我们的母公司CNN土耳其频道，他们在当晚的第一时间用Facetime向民众传达了埃尔多安的反政变信息。社交媒体放大了这个效力，让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道。
如果这场政变发生在1970年代，策划者会派出几个士兵突袭公共广播公司和最大的私营媒体机构来控制信息传播。多亏了现代科技，这样的做法才不会得逞。因此，他们的攻击似乎是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不是经过同心协力精心策划的现代政变。
不过，他们也利用了新技术进行沟通。根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叛变的指挥官有一个私密的WhatsApp群组，他们以此来协调所有行动。但他们对现代科技一窍不通。一位上校还在询问“互联网能否被停用”，而另一位上司则建议还不如炮击伊斯坦布尔电视塔。
最终，土耳其政变未遂，原因就是使用Facetime和Facebook Live的民主人士打败了使用WhatsApp的武装分子。接下来要看埃尔多安了。他将决定自己是否意识到，新闻自由和社交媒体为民意的政治代表保驾护航。
早期的反应就非常残酷：国家的紧急状态和逮捕行动，以及成千上万的人们被解职。但是这一切可能都会被原谅、宽恕，因为对于这场前所未有的政变未遂，这些可以被视为合理的反应。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周或是数月中看看土耳其未来民主将走向何方。
来源：界面
7月15日晚上，我不得不取消我的外出计划，因为我得狂奔上楼，躲避那些突袭我办公室的叛变士兵。
两名队长和10个士兵，他们都是政变的一分子，他们将军用直升机降落在了《自由报》的停车场。《自由报》是土耳其发行量最大的独立报社，我是这里的的数字内容协调员。他们的装备包括G3突击步枪和手榴弹，并迅速制服了保安，在午夜过后进入了大楼。
“不用犹豫，看到就开枪，”队长这样跟士兵们说，并把他们派遣到上面的楼层，围捕我的同事们。其他士兵清空了一楼，然后上到二楼，这一层有我们的数字业务部门所在地。我并没有立即投降，相反，我决定先上到五楼，那个时候五楼没人，而且非常昏暗。那里绝对是个藏身的宝地，而且我还可以直播，让世界都目睹发生在这里的一举一动。
幸运的是，我知道如何从《自由报》的Facebook账户上直播视频，这个账户已经收获了260万个赞。几个小时内，我直播了三个视频，点击次数超过50万。这些视频呈现了士兵们是如何虐待我们的记者，还有他们在枪口下如何驱赶人群。
这是一个超现实的夜晚，一群叛变士兵用F-16战机轰炸土耳其的议会大楼。他们坐在军用直升机上，用机枪扫射博斯普鲁斯大桥上亲民主的平民百姓。
我一直保持镇定，因为社交媒体让我和外部世界保持顺畅沟通。“对于糟糕的照片质量，我感到很抱歉，但是当你处于政变反抗的时候，大家都被抓起来了，这样真的很难拍好照片。”我发了这样的推文，然后和一位士兵讲话，我说“放下枪，回家去吧”，因为他这是在违反宪法。而对方只是笑了笑。
由于这个士兵显得无动于衷，我的胆子也开始大了起来，我开始在这个大楼的四周到处走走，而不是逃离。然后我又从垃圾门溜进了大楼，大楼外面的警察已经告诉我里面有人质，正在等待增兵救援，并且很快特警部队就会和叛变士兵开火。
我在垃圾堆旁边蹑手蹑脚地走着，检查餐厅里有没有被拘留的人质。从新西兰到巴西，世界各地的人都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说他们在为我祈祷。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回应都是积极的，当我直播我最后一次离开《自由报》大楼时，一个推特用户警告我说，“不要炒作自己。”而另一位来自美国的特朗普支持者询问如何才能把我的确切位置告知士兵。
成千上万的人都看到了特警部队询问我是否是其中的士兵，他们当时正在慢慢靠近大楼，然后展开行动。直到看到了我的记者证，他们才放了我。
同时，我们的数字内容记者持续通过远程连接服务器来刷新网站内容，为读者提供即时新闻。在这次反民主的政变中，我们的记者也表明了非常清晰有力的立场。在11名士兵投降之后，我们没有睡觉，继续在凌晨5点半投入工作。然而，特警部队队长的腹股沟随后被击中，我们还能持续闻到大楼里催泪弹的气味。
政变的失败要归功于一直持续的街头抗议活动。人们得以上街抗议也要归功于有独立编辑队伍的报社，比如我们的网站，还有我们的母公司CNN土耳其频道，他们在当晚的第一时间用Facetime向民众传达了埃尔多安的反政变信息。社交媒体放大了这个效力，让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道。
如果这场政变发生在1970年代，策划者会派出几个士兵突袭公共广播公司和最大的私营媒体机构来控制信息传播。多亏了现代科技，这样的做法才不会得逞。因此，他们的攻击似乎是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不是经过同心协力精心策划的现代政变。
不过，他们也利用了新技术进行沟通。根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叛变的指挥官有一个私密的WhatsApp群组，他们以此来协调所有行动。但他们对现代科技一窍不通。一位上校还在询问“互联网能否被停用”，而另一位上司则建议还不如炮击伊斯坦布尔电视塔。
最终，土耳其政变未遂，原因就是使用Facetime和Facebook Live的民主人士打败了使用WhatsApp的武装分子。接下来要看埃尔多安了。他将决定自己是否意识到，新闻自由和社交媒体为民意的政治代表保驾护航。
早期的反应就非常残酷：国家的紧急状态和逮捕行动，以及成千上万的人们被解职。但是这一切可能都会被原谅、宽恕，因为对于这场前所未有的政变未遂，这些可以被视为合理的反应。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周或是数月中看看土耳其未来民主将走向何方。
来源：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