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留美学生选择回国发展，到底是什么？
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学子出国留学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闻。而且，由于中国的经济潜力越来越大，许许多多的中国留学生都选择在学成之后回国发展，使美国丧失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对此，美国媒体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原因。
美媒解释道，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许多中国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他们放弃在美国优渥的生活回到国内是为了侍奉父母。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11月15日报道，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计算，2000年到2015年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从5万人涨到了30.4万人。根据中国教育部统计，只有30%的留学生在毕业后会选择留在美国。
对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的包一涵来说，父母发生意外的噩梦是她决定回国的原因。
“有时候我会梦到我的父母发生意外，而我来不及赶回国内。当我回到国内后，一切都太迟了。”
包一涵（音译）是一名27岁的中国女生，她在美国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在纽约上东城租下了一套很棒的公寓。但是在美国5年后，她必须要放弃这一切回国。因为她要回国。
包一涵对NBC说：“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我的父母全指望我了。我记得有一次，他们说他们希望生第二个孩子，这样子当我在美国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还有一个孩子陪他们。我问他们是否希望我回来，他们说不用，在美国的工作更好，所以他们愿意牺牲我陪他们的机会。”
包一涵还提到：“在中国，我们有这样的传统观念，就是当我们的父母老了之后，我们有义务赡养他们。这是对于他们养育我们的一种回报。”
但是包一涵对回到中国发展也有自己的犹豫。
“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以后，我已经接受了这里的环境和文化。你在美国待的时间越长，你就越觉得在中国自己是一个局外人。有时候一个普通中国人画一个小时能做好的事情，我需要花上三天才能搞定。说实话，我不知道如何在中国工作。”
包一涵还认为美国更加自由，人们可以更轻松地做出重要的选择。比如目前包一涵正在攻读东亚文学的硕士学位，她认为这在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人们很重视金钱，他们通过一个人的富有程度来评价一个人的价值。如果在中国我说‘我不想搞金融了，我想要做一名设计师。’那么人们肯定会觉得我疯了。”
美国海外理工科博士约1/4来自中国
据中国科学报17日报道，近日出版的《自然》增刊“2016自然指数—科研合作”显示，国际合作在高水准的科研活动中正变得无处不在，美国和中国已构成全球科研合作中最主要的双边关系。增刊还揭示了科研合作者中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群集现象。
从2012年到2015年，涉及多国合作的论文数量持续增加，约占自然指数在2015年追踪论文总数的43%。其中，生命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物理学这3个学科的国际合作论文均超过各自领域论文总量的50%，化学领域的合作论文也达到了31%。这些趋势表明国际合作在高水准科研活动中的重要性和贡献度正不断增加。
2012年至2015年期间，涉及中美双方机构的科研合作数量增加了80%以上，生命科学领域的科研合作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美国出生在海外的持有理科或工科博士学位者约有1/4来自中国。
中国机构也一直在积极参与国际科研合作。2015年，中国科学院在全球100家平均合作分值最高的机构中位列第4。
（来源：观察者网）
美媒解释道，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许多中国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他们放弃在美国优渥的生活回到国内是为了侍奉父母。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11月15日报道，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计算，2000年到2015年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从5万人涨到了30.4万人。根据中国教育部统计，只有30%的留学生在毕业后会选择留在美国。
对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的包一涵来说，父母发生意外的噩梦是她决定回国的原因。
“有时候我会梦到我的父母发生意外，而我来不及赶回国内。当我回到国内后，一切都太迟了。”
包一涵（音译）是一名27岁的中国女生，她在美国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在纽约上东城租下了一套很棒的公寓。但是在美国5年后，她必须要放弃这一切回国。因为她要回国。
包一涵对NBC说：“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我的父母全指望我了。我记得有一次，他们说他们希望生第二个孩子，这样子当我在美国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还有一个孩子陪他们。我问他们是否希望我回来，他们说不用，在美国的工作更好，所以他们愿意牺牲我陪他们的机会。”
包一涵还提到：“在中国，我们有这样的传统观念，就是当我们的父母老了之后，我们有义务赡养他们。这是对于他们养育我们的一种回报。”
但是包一涵对回到中国发展也有自己的犹豫。
“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以后，我已经接受了这里的环境和文化。你在美国待的时间越长，你就越觉得在中国自己是一个局外人。有时候一个普通中国人画一个小时能做好的事情，我需要花上三天才能搞定。说实话，我不知道如何在中国工作。”
包一涵还认为美国更加自由，人们可以更轻松地做出重要的选择。比如目前包一涵正在攻读东亚文学的硕士学位，她认为这在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人们很重视金钱，他们通过一个人的富有程度来评价一个人的价值。如果在中国我说‘我不想搞金融了，我想要做一名设计师。’那么人们肯定会觉得我疯了。”
美国海外理工科博士约1/4来自中国
据中国科学报17日报道，近日出版的《自然》增刊“2016自然指数—科研合作”显示，国际合作在高水准的科研活动中正变得无处不在，美国和中国已构成全球科研合作中最主要的双边关系。增刊还揭示了科研合作者中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群集现象。
从2012年到2015年，涉及多国合作的论文数量持续增加，约占自然指数在2015年追踪论文总数的43%。其中，生命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物理学这3个学科的国际合作论文均超过各自领域论文总量的50%，化学领域的合作论文也达到了31%。这些趋势表明国际合作在高水准科研活动中的重要性和贡献度正不断增加。
2012年至2015年期间，涉及中美双方机构的科研合作数量增加了80%以上，生命科学领域的科研合作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美国出生在海外的持有理科或工科博士学位者约有1/4来自中国。
中国机构也一直在积极参与国际科研合作。2015年，中国科学院在全球100家平均合作分值最高的机构中位列第4。
（来源：观察者网）
